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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历史五十年国际展望
                                                                 阿利斯泰尔·汤姆生 著

                                Yang Xiangyin, Liu Hongyu 译

       据北美口述历史协会（North America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记载：“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显要人士的回忆录。从那时起口述历史作为当代历史文献研究的新手段而正式创立起来。”这篇文章探讨了口述历史中重要的问题,在总结了世界各地开展口述历史项目的实践经验的同时，着重分析口述历史学家所关注的四个发展趋势：首先，学者们认识到不同的文化交流氛围内采访不一而同，所以没有必要规定一个唯一“正确的方式”进行口述历史；其次关于记忆与历史的新视野为人们对口述凭证的理解提出新的机遇与问题；再次，叙述者的记忆越来越受到重视，它不仅拓宽了口述历史研究的领域，而且使口述历史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最后，作为进行采访和展示口述历史的新技术，它们使人们所关注的民众的记忆在公之于众时被采用或讹传等问题更加明朗化。这一探讨并不局限于做总结或提建议，相反它提出了许多值得人们继续探讨的新视点。（1）

进行口述历史的“正确方法”存在吗？
       针对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及传统文献历史学家的猛烈抨击，一些早期的采访手册极力宣扬研究采访的科学模式，努力使口述历史拥有合法席位。采访者应精心准备一个问题来促进比较分析，他（她）应该控制采访的重点与进程，始终保持中立与客观，避免影响故事陈述；他（她）要进行一对一的采访并尽量不打断被采访者的谈话。（2）在实践中，口述历史学家常常发现不可能遵循同一组技巧或原则进行采访。正如北美口述历史学先驱查尔斯T.莫里斯（Charles T.Morrissey）在1970年所写的：“将采访局限于一组技巧，正如将求婚拘泥于一种俗套，在不同环境中使用不同采访工具，过多的依赖工具而放弃直觉是非常危险的，口述历史的技巧及其它方面随着被采访对象的变化而变化。”莫里斯总结了自己采访杜鲁门和肯尼迪总统时所获的经验，并向采访者提出了可行的建议：如准备工作的重要性，建立友好亲密关系，倾听并询问各种问题，避免打断叙述者的必要性；以及适当停顿、保持安静，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刨根问底，忽视录音机作用等的重要性。（3）初看，人们很难对常识性的建议提出质疑。但是近年来口述历史学家有这样一个共识—它部分地起源于人类学及交际学研究，并由女权研究者推广，即采访是存在于个别文化实践中的一种关系，它深受交际关系及个别文化体系影响，也就是说，没有唯一“正确”的采访方法；常识所知的采访白人男性政界官员的方法或许在另外一个文化背景下将完全不适合。
        口述历史在非西方环境的发展历程更明确了这一点，即西方环境中所总结的采访技巧与非西方文化体系及交际关系不相适应。1994年在纽约举行的国际口述历史会议（The 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Conference）上，新加坡口述历史学家丹尼尔·周（Daniel Chew）认为在亚洲环境中讨论西方式采访中遇到的问题是不合适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等于让东方人抛弃东方文化传统中关于遵从长者权威等信条。谈到在发展中国家收集口述凭证时，雨果·（Hugo Slim）和保罗·汤普逊（Paul Thompson）将这种一对一的方法比做“危险的亲密接触”并认为群体回忆在一些社会团体中是更为接受的方法。人类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解释说：“研究者需认识到地方差异、观念差异及待讨论题目的顺序和陈述时的礼节要求，”这些与西方的传统礼节大相径庭。在一些非洲国家中，口述历史是讲季节（冬季常有准备充分的采访者）讲报酬的。同一国家的不同环境也要求不同的表现。纳米比亚（Namibia）口述历史学家用笔和纸做采访记录，因为他们通常都没有录象机。在某些环境中，以其中一员的身份出现是成功访谈的必要前提。南非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比琳达·（Belinda Bozzoli）发现波肯镇(Phokeng)的乡村老妇们在接受助理研究员(Mmantho Nkotsoe)采访时变得更加自如健谈,因为Mmantho来自于邻村Mabeskraal.这样，Bozzoli写道：“实证主义者认为是Mmantho的弱点的方面（她的主观誉于被采访者，而被采访者认为她在她们的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被证明是Mmantho最大的优势。”（4）Slim和汤普逊总结说，“意识到观念和文化视角的不同对采访和收集历史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收集口述凭证的准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包括学习英国人类学家查尔斯·（Charles Briggs）所说的人们“交际的全部技能”：交际的特别形式、个别事件、言谈类别和禁忌。最基本的是应对不同的交际言论模式很敏感，让人们按自己的方式进行谈论。
        当一个口述历史学家在拥有不同文化的本国中采访时，意识到文化差异也很重要。性别、阶级、种族、民族及年龄、健全程度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次文化，采访者应对这些次文化的交际关系模式很敏感。Janis Wilton写道，在澳大利亚上年纪的中国妇女很反感在采访中谈种族经历的不好的一面，一方面是因为如此坦白很难被社会接受；另外也因为中华文明倾向于讲过去好的方面。在新西兰采访柬甫寨(Cambodian)难民时，Nicola North 也遇到这种细微的文化差异，尤其是谈到揭示难民的不安全感时。当Akemi Kikumura采访她自己的母亲，一位1923年移民到美国的日本女人，她意识到母亲愿意向别人的家庭成员谈论她生活中的某些关键阶段，因为“你不必向非亲人展示你的灵魂。”（5）
       从女权主义角度来看，克里斯蒂娜·(Kristina Minister)明确指出“口述历史方法以采访者按人们进行采访的方式进行访谈这一推断为基础。”她举例论证道，北美妇女谈话方式与男性标准的采访方法不同，相互关联的采访战略将产生更有效的采访效果。苏格兰口述历史学家Graham Smith认为当地城（Dundee）他祖母及母亲代的工人阶级妇女习惯在一群妇女中谈话她们的生活—在工地、在邻居、在洗衣房里—在那里她们互相激发回忆，坦言过去的生活经历。如果口述历史访谈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建议，那么它应是采访者必须时刻关注怎样才能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进行良好的采访实践。（6）

“不可靠的回忆”应作为一种资源，而不是一个问题来处理：
       罗那德·格里（Ronald Grele）将口述历史定义为：“为进行历史重塑而对过去事件的目击者及参与者进行采访，”它是20世纪历史学的最有价值和影响力的研究方法。（7）它将未收集成文献资料的过去纳入历史的轨迹，如那些未写自传的领袖生平,边缘人们被隐藏的历史：像工人、妇女、土著人们、少数民族、被压迫民族及边缘人群等。同样，口述历史访谈也为探讨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提供机会，如个人关系、家庭生活、秘密组织的内幕等。它提供了大量对历史事件的的主观、个人的感受：在结婚时是什么感受、在火灾中是什么感受，在集中营中面对死亡又是什么感受。口述历史学家以他们独特的方式询问被采访者，询问他们过去从未想到的问题，激起人们对过去被遗忘或忽视历史的重新理解。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投入积极主动的人际交往中，我们既感到欣慰，又面临着极大挑战。
       的确，这种利用人际交往关系所获得的历史记忆用做历史证据曾受到极大的抨击。七十年代早期，口述历史受到的抨击最为猛烈。有人认为由于老一代人身体衰老，思想怀旧，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个人偏见，以及群众对过去史实理解的影响，口述记忆的历史已扭曲变形了。比如澳大利亚口述历史学家帕特里克·(Patrick O’Farrell)于1979年写道，口述历史正驶入“一个印象化，选择性，细枝末节，完全主观化的世界，它将我们引向何方？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8）在文献历史学家嘲弄的激励下，早期的口述历史学家制定了评估口述凭证可靠性的标准（他们明智地提醒传统的文献资料同样是有选择有偏颇的）。从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角度，他们展示了应如何处理记忆的偏颇与不可靠，指出了反思的重要性及采访的功效。他们从社会学中借鉴了抽样调查的方法，从文献历史学中吸取了检验史料可靠性及连续性的方法和原则。这些原则指导人们阅读回忆，将这些口述史料与其它史料综合起来，以便弄清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
         二十世纪70年代，口述历史学家们开始把“从扭曲的记忆看口述历史的特点”作为口述历史的长处而不是弱点来研究。最近25年口述历史的最重大转变之一就是人们意识到在理解和重塑历史时，对历史的曲解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历史资源。比如：Luisa Passerini在分析意大利工人对墨索里尼政府时期记忆的淡薄和不一致时，指明当时法西斯的意识形态已同人们的日常生活及个人身份息息相关，并分析了回忆和评述了被推翻政权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另一个意大利人Allessandro Portelli注意到Terni镇一家工厂的被采访者错记了工人luigi Trastulli 死亡的日期。Trastulli在1949年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一次小游行中丧生，而当地人们把他的死记成在1953年的一次工人大罢工中殉难，这次罢工牵涉到全镇，导致联邦瓦解，工作安全得以保障。Portelli论述到错误的记忆对个人及工人团体来说是理解事件意义的关键，因为他们在记忆中生活。他总结说：“真正重要的是回忆不是被动地收集事实，而是创造事实意义的主动过程。”（9）
       尽管最初人们未注意到这些欧洲著作，但在1970年一些北美口述历史学家也开始探讨应用和理解回忆的多种可能性。针对1972年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的颇具影响力的《艰难时世：大萧条时期的口述历史》，迈克尔·（Michael Frisch）驳斥了那种口述回忆应是历史原形的观点，指明了回忆—既具个人性，又具历史性；既具个体性，又具时代性—应进入一个中心阶段“最为口述历史的目的，而不仅是方法”：“在成为回忆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在成为历史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历史抽象概括与回忆是什么关系？”如果回忆成为历史分析的目标，口述历史将是“一种发现、研究、评估历史回忆过程本质的有力工具—人们怎样理解过去，他们如何将个人经历与社会环境相联，过去怎样成为现在的一部分，人们怎样用过去解释他们现在的生活及周围世界。”（10）更为具体的文化和思想史需要用来解释Passerini,Por,Frisch 作品中的一些观点及方法是如何得以例证的。近10年来他们的观点由边缘分支边为口述历史的主流。在许多值得记忆的事件中，1979年在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举行的国际口述历史会议最为突出。在那次会议上，北美及欧洲的口述历史学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罗那德·格里（Ronald Grele）回忆说那次事件就是一次“顿悟”：我们如此兴奋，因为各地志同道合的口述历史学家汇聚一堂……如何跳出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框框来处理采访资料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主观性正是我们的兴趣所在。我记得曾听Luisa讲述她对意大利工人和法西斯的调查采访，我不禁自言自语：“是的，是的，就是这样。”……在埃塞克斯我兴奋的另一个原因是政治性的。我们中的大多数都经历过60年代的众多运动，探讨的也都是那一时代的问题：主观性、自发性、民粹主义和杰出人物统治论、集体回忆、工人阶级文化、总的文化问题，以及所谓的“内省”等。我们的政治出发点一致，这一点不难发现，我们的作品很容易彼此共鸣。这种关联是内在的，以经历为基础。（11）新的理论方法在埃塞克斯及其后的国际会议上层出不穷，在之后的几年内，一些口述历史期刊上的论文纷纷介绍了这些方法。这些期刊有英国的《历史作坊》(History Workshop)和《口述历史杂志》(Oral History Journal)，美国的《口述历史评论》(Oral History Review)和《国际口述历史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在本世纪90年代初期，关于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评论文献多借鉴这些早期期刊，这些作品反复提出了理解和应用口述史料时所遇的复杂理论问题。
         口述历史学家在研究复杂理论方法记载生平的过程中并非孤军奋战。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文化圈内涌现出大量从事口述和笔录的生平研究工作，通常都跨越了学科界限，比如生平社会学、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和自传、人类学、文化研究、叙述心理学、语言学和信息学，以及探讨身份、回忆和个人陈述等相关科目。（12）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极大丰富了口述历史实践，口述历史学家通过跨学可地研究访谈中相关的因素及应用理解口述凭证，为口述历史理论、方法及政治生平研究做出极大贡献。
        有人曾抱怨这种理论离题太远了，口述历史的主要动机（即对位被记载的经历提供经验主义证据，使被隐藏的历史重现）已被深埋于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理论之下。1994年纽约举行的国际口述历史会议上，Frisch指出关于主观性及叙述性的理论争论有时会扭曲“真正文化生活”的多种关系，同时他提醒人们注意使行为服从理论的危险性，我们应用理论解释行为并促使发生变化。（13）
一个重要的新趋势是将回忆与陈述理论与政治因素结合起来对被压迫及边缘团体的历史进行研究。这一趋势激励着第一代女权主义者和社会口述历史学家。以加拿大历史学家琼·(Joan Sangster)的关于工厂女工的文章为例，她分析到女权主义者对后结构主义提出的回忆的社会结构及理论困境进行争论，同时也争论后现代主义关于词语表达的方式。她总结说：“口述记事如果没有坚实的史料基础及社会背景资料基础，同时也没有对这两者关系的透彻分析，那么人们对口述形式及表述的洞察力将永远停在肤浅的表面，将无法与对被压迫和不平等等批判联系起来。”（14）伊利莎白L.肯尼迪(Elizabeth Lapovsk Kennedy)最近发表的一篇颇具影响的文章展示了她如何用阐述策略将纽约州女工同性恋的口述历史加以丰富。这此阐述技巧关注口述凭证的经验性、主观性、及叙述性特征。被采访者以独特的叙述方式揭示了所述事实的重要意义，每个人都有鲜明个性，有不同生活准则。针对生平的主观性，肯尼迪剖析了陈述者如何反对异性和如何解决同性相斥的问题，以及这些个体如何表明她们的身份。当陈述者之间的回忆产生冲突时，这些回忆就准确地揭示了20世纪中期人们生活中的种种快乐、自由、痛苦及局限。1969年纽约发生的石城（Stonewall）暴乱（同性恋解放运动的重要事件之一），男女同性恋分别对这些有不同回忆，这些回忆上的差别以及有关于此的一些故事、传说及变化了的陈述均表明了同性恋文化中妇女的模糊地位，同时也使人们注意到女同性恋及妇女在历史上逐渐被关注这一过程。肯尼迪指出“要想彻底剖析口述历史的主观性与口述性，我们还需学很多很多。”她认为“口述证据的经验性与主观性相互补充，而且两者不应该错误地极端化”，她的这一论断值得所有口述历史学家借鉴。（15）

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宣扬、加强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的研究要求建立一定的人际关系，这一点促使口述历史学家考虑叙述者回忆的重要性，同时研究者也从中受益。英国口述历史学家Joanna Bornat 以自己的理解和实践意味深长地写道：
回顾七十年代初期，现在看来最惹人注目的事实是，我们口述历史学家绕了一个弯路才认识到我们是处于双向交流过程中，我们建立了与被采访者的关系。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采访只是获取有用资料的一个渠道。然而，采访者提醒我们这个过程要由两方共同个主宰。西骑纺织厂的一个退休工人曾感谢我给她机会讲述她年轻时的事，这使我认识到，口述历史记载能使采访与被采访者双方都觉得兴奋和愉快。（16）Bornat以细致的笔墨总结了英国口述历史学家、大众传媒及回忆工作等相关的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发展过程。她指出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认识到记忆对成年人来说是无价的、值得肯定的过程。正统思想认为回忆是“要屏弃的不正常的病理活动”，但心理学的发展向这一正统观点提出疑问，同时指出引导人们回忆具有治疗疾病的功效。（17）鼓励人们回忆可以使阅历丰富的老人受到关心、照料，使病人们提供许多疾病方面的信息。  Bornat描述了80年代英国老年人对回忆工程的浓厚兴趣，他们通过成人教育、自助组在医院、住宅和社会福利院等场所举行活动。口述历史与回忆工程的关联在英国表现得非常紧密，但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差了一些，因为在那些国家，许多回忆工程的活跃分子也只是口述历史学者；另外当地的历史变动和教育体系使参与者及历史研究者较关注记忆的价值。最近北美一部关于回忆工程理论和实践的全集完全由健康及福利专家完成，这具有一定的揭示意义。正如Bornat所述：将口述历史与回忆分离开会使经历这些历史的人疏远他们的经历。无论单独完成还是与老人群体合作，记载口述历史是我们共有的目标。回忆工程有许多作用和不同的目的，有个人的、社会的，当然还有历史的。（18）作为历史信息，回忆对个人和社会同样重要。南部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口述历史用于利用外国援助，如农业技术援助，吸收外地知识及经验。例如，Cross 和Rhiannon Barker 描述了SOS Sahel 口书历史项目中如何记录非洲亚撒哈拉的男女改变生活方式和环境。“我们不想堆积事实”，他们解释道“而是发现事实，提高事实的收集技巧，展示这些事实的价值与功效。”村民们积极地参与这一项目。他们的参与目标和方式与工业化的北方并无大的区别。结果这些关于社会关系、土地用途等的记忆成为使他们生存下来的重要这因素。（19）用口述历史记载相关疾病的治疗、预防措施，对健康促进工程也有极大帮助。以口述历史学家Sanjiv Kakar记录印度根除麻风病这一项目为例，通过采访当地村民，他获得大量基本资料并总结出这一根除策略在特定群体内是适合的。确实 ，口述历史项目帮助解决了许多关于麻风病之迷，填补了地方历史的空白。口述历史的双用途—加强对历史的理解及促进相关方面的发展在各国越来越受到重视。口述历史在其它专业上的用途似乎与历史的用途相去甚远，但它的确挽救了许多被忽视遗忘的历史。对被压迫者进行口述历史记载，同样也具有其政治目的及功效。中美洲难民对80年代圣殿运动的口述历史记录教育北美人们如何在他们自己的情况下获得经济及政治援助。此外，被采访者还获得公众承认，通过讲述减轻了他们的创伤。他们经历的证明还可直接导致一些社会及政治后果，如圣殿运动，妇女反对虐待和本地人获得土地及文化权而奋战。

技术发展的未来，人类的困境：
       口述历史最显著的饿特点之一是它在公众历史中的作用。它可以通过各种媒介展示出来，如收音机、电视、电影、多媒体光碟和互联网。电视或许是目前展示口述历史的重要媒介。人们交流可通过身体语言、表情、语言等方式。所以仅仅是录下声音而无说话背景、场所和上下文的记录是不够的。比如，三位裹脚老妇在被问到作为解放前中国的女子，她们是否愿意绑脚时，她们几乎同时答应了当然。我们不仅从老妇们快速的回答，还可从语气中了解她们的想法，可见视觉角度的发现对于我们理解当时史实也是十分重要的。 多媒体技术为从视觉、听觉方面了解史料提供有利的条件。它能使人们多层次地认识史料，使人们了解到对同一史实相同或相斥的阐述。当然，它不是进行文字游戏，而是鼓励使用者选择自己的思考突进，总结出个人的见解，并对历史学本身的组成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如：为什么历史学家只讲这些史实而不是那些，以及史实的形式怎样影响它的意义等。
         一些口述历史学家不满于光碟技术的局限性，他们开始寻求利用电子网络进行口述历史的记载，这样人们可以跨越空间及时间的障碍进行口述访谈。只要懂得相关网络技术，任何人可以对世界范围的任何人进行采访。如果口述历史最根本的目的是使沉寂的历史声音公之于众，那么这将是一个没有极点的过程。
互联网为口述历史访谈提供诸多方面，但许多问题也应运而生，比如档案馆学家如何进行版权限制，如果史实遭到删改人们如何寻求法律帮助等。这些问题要求口述历史学者们不断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时刻迎接新问题的挑战。即使口述历史的未来是在数据电子空间进行，它也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关系。
        本文记载的五十年来国际口述历史的实践长久以来反对将对历史实践的理解与人们生活需要分割开。它表明采访提供另外一种文献，使人们培养社会、历史意识。它还表明不同文化环境中，口述历史访谈也采取不同方式，口述历史学家应针对共同关注的问题及争论的焦点进行国际间交流。另外，它还表明口述历史与其它学科具有兼容性，如人类学、保健学及摄影制作等。作为口述历史学家，我们应记住自己最近的历史，了解记忆与历史的关系以及我们这一职业的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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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November,1,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