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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l History of Our Time

          Yang Xiangyin

                 
         内容提要：口述史学（Oral History）是当代史学中正在兴起和迅速发展的一个分支学科。它起源于远古时代的民间传统，是历史学的最早形式。兰克学派兴起后，档案库的资料被看作是“最可靠的和最有价值的记录”，口述史学便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位。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现代电子工业和录音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口述史学重新得到发展。本文就口述史学的含义、发展的原因、功用、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外口述史学的现状做一个介绍，以期达到对口述史学的全面理解。

      关键词：口述历史  口述史学  回忆  新史学

一． 什么是口述史学：
        口述史学本身具有悠久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又称口碑史学和口头史学，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无论古今中外，都非常盛行。中国的《史记》和西方的《荷马史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口述史学著作的典范。但是真正作为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出现的则是在本世纪中叶，随着科技特别是交通、通讯的发展，录音机、摄影机、计算机和誉写机等新技术工具的使用，口述史学在西方各国迅速兴起，并在社会学、文学、人类学和其它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它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口述史学的英文含义是Oral History或则称History by Word of Mouth。这个术语最初是由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阿兰·内文斯(Allan·Nevins)在1938年提出来的，之后他对口述史学继续推广并加以运用，1948年内文斯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口述史学研究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标志着口述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这里首先澄清两个概念，就是口述历史和口述史学的差异。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这个不需要做任何解释，因为很明显，口述史学是研究口述历史的一门学科。但是由于口述历史和口述史学的英文含义都是Oral History，所以一些中国学者在翻译过程中便把口述历史和口述史学混为一谈，这些现象在很多文章中都可以看到，这里不做具体说明。要理解什么是口述史学，其关键要把握什么是口述历史？究竟什么是口述历史，有很多说法。阿兰·内文斯的同事和学术继承人路易斯·斯塔尔（Louis Starr）说：“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1）美国著名的口述历史学家Donald A.Ritchie在他的口述史学专著《Doing Oral History》中有一段论述：“简单地说，口述历史是通过录音采访来收集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评论。”（2）国际口述史学界权威英国的保罗·汤普逊则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对人民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3）对于口述历史，我国学者也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钟少华先生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4）显然钟少华先生强调口述历史必须以录音为依据，以口述史料为主。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教授则认为：“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5）当然，杨立文教授也并不否认录音机、摄影机、和计算机等先进技术工具的使用。
        很明显，上述中外学者给口述历史下的定义都是正确的，之所以产生上述的差异，这是由研究者的身份决定的，因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博物馆工作者和新闻记者由于其背景知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的差异，在他们使用口述历史这一研究方法的时候，其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笔者觉得这些差异不应该成为口述历史学界争论和相互攻击的焦点，给口述历史下怎样的定义那是无关紧要的，关键要把握住口述历史的精髓，也就是其最明显的特点——它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California University, Berkeley ）的地方口述历史办公室（The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在其主题为“捕捉历史的瞬间：从谈话到打印”（Capturing the Historical Moment: From Talk To Type）的序言中写道：“口述历史对理解过去和今天以及保存即将逝去的声音来说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方法。”(6)这一点正是口述历史的最重要的作用和最明显的特征，因为它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或者至少弥补其不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口述史学是运用一切手段（包括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收集、保存和传播即将逝去的声音，然后整理成文字稿，并对这些口述史料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尽管人们对口述历史的理解千差万异，而笔者又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仅仅提供一种参考，因为这也是为保存我自己的声音。

二． 口述史学发展的原因：
        口述史学的发展并不是偶然现象，它是时代的产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研究员杨雁斌从事国外口述史学翻译介绍多年，他对整个国际口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口述史学的发展主要归结于两点。其一：从纵向来看，口述史学是现代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历史科学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历史科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其二，从横向来看，口述史学是一门典型的综合性学科，它的建立和发展显然顺应了当代社会科学整合分化的潮流。(7)
        当然，口述史学的发展有很多具体的原因。首先是新史学运动的蓬勃发展。20世纪初，传统史学的发展遭受到种种的挑战。在方法论上，随着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的发展，传统史学所依靠的直觉方法日益显得粗陋，应用这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够准确，有时甚至是错误的。在内容上，传统史学将自己限制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史的范围，对于社会的其他层面很少论及，逐渐受到历史学家的反对。1911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发表了题为《新史学》的著作，在书中他大力提倡新史学，反对传统史学。从此声势浩大的新史学运动便迅速兴起，传统的政治中心让位于社会研究；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精英论宣告破产，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的黑人史、印第安人史、移民史、劳工史、妇女史的研究活动便活跃起来。针对传统史学研究范围的局限性，鲁滨逊主张应尽量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他指出：“人类的活动不仅是当兵、做臣民或做君主；国家也决不是人类唯一关心的事情。”“自古至今，人类的活动包括海上探险、开拓商业、建筑城市、设立大学、建筑宏伟的大礼拜庭、著书、绘画，并且还包括了许多东西”，而所有“这些人类活动”都应包括在历史里面。(8)正是在这股新史学运动的冲击下，一部分西方激进的历史学家号召彻底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那种精英历史观，而要求重视下层平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有关他们的历史。于是劳工史、美国黑人史、妇女史、儿童史、家庭史、人口史、城市史、心态史，乃至性史等都迅速发展起来。保罗·汤普逊做了大胆的尝试，他从英国各个地区、各个阶层中精选了500个曾经生活在爱德华时代的人作为他的调查对象，并利用他的调查结果写了《爱德华时代的人》。以后英国史学家查里·怀特用口述资料对伦敦东区一个贫民街区以及霍洛维大街作真实的描述，写成《坎贝尔的错位宿舍》一书。这些研究充分表明，要充分展示历史，仅靠保存的史料是不够的，而口述史学的运用正弥补了这方面的缺点。因而，口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顺应历史学的发展潮流的。
        其次，口述史学的发展与这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传统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打字机、誉写机、电视、电影、影印品、CD-ROM、和计算机等都为口述史学提供了更为可行的工具。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口述史学的重要性在口述史学界已达到共识。英国著名的口述历史学家Alistair Thomson 在回顾口述史学五十年发展的文章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通过一系列媒体的保存召唤人们对教科书、图象和表演的丰富和多维意义的理解；它们能强烈地吸引观众，通过相互作用促进人们积极参与创造。”（9）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资料保存日益减少。因为交通运输的日益发展，政界和企业界的领导人不再只利用信件互通信息，而更多地是电话、传真、E-MAIL、INTERNET或网络会议(Net Meeting)等交通工具直接进行交流，这样的话不可能会保存资料。而且高级官员“害怕以后几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因此，“不愿意把他们的某些行动的真实原因写成文字。”(10)因而，只有利用采访将口述资料保存下来，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根据。美国国家总统图书馆的建立便是一例，由联邦政府倡办的口述历史计划对历届总统的内阁成员进行专访，收集总统平时没有公开的许多信件、批文和纪念品，将它们收入总统图书馆。到目前为此，通过口述资料建立的总统图书馆有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布什总统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所收藏的资料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学术研究者可以共享。
        当然，其他学科的发展也为口述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方法，比如社会学的抽样调查，以及相关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计量方法、比较方法和模拟方法等等，都普遍地应用于史学研究中，这一切都为口述史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 口述史学的功用：
         口述史学在美国得到最早和最快的发展，在美国的影响下，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国家的口述史学也相继兴起并得到发展，在整个历史学界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成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Ronald  J.  Grele 教授(Director of  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在给口述史学下定义的时候，给予很高的评价：“口述史学是亲眼看到并参加在过去事件中的采访，目的是要重现历史。它是一种不可估量和令人注目的二十世纪历史的研究方法。”(11)它可以用来改变历史本身的焦点，开辟新的探究领域；它还能够破除师生之间、代际之间、教育机构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障碍。概括起来口述史学的功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口述史学在内容上改变了传统史学的面貌，这是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史学家的著作里，领袖人物一直占据着历史舞台的中心，“历史学家集中研究的对象是一些决策者和那些制定并执行政策的上层分子，贵族政治的偏见指导着史学的研究。因此，群众、日常生活和民众文化的历史都不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12)口述历史通过采访便可以探索没有记载的过去的历史的诸多方面，比如人际关系、家庭生活、工会职员活动、妇女儿童状况、老年生活和秘密组织的性质等等。正如保罗·汤普逊先生所说的：“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学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13)例如通过采访老年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关于日常生活、劳动和各种经历的回忆而写出的民众生活史可以生动地描绘出当时工人就业的不稳定、周期性的贫困、酗酒、怠惰以及家庭中发生的暴力怎样构成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在美国有一个口述史学项目----“奶奶，你在战争中做什么？”（What did you do in the war, Grandma?）就是专门采访经历二战的普通民众和士兵，并且记录他们（她们）的感受。这个项目在美国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究其原因就在于这样的一种史学方法将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的欢迎。很显然，口述历史更为仔细地、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它们提供对过去事件的主观或个人理解的丰富证据：面对结婚、火灾以及在集中营面临死亡的感受。”（14） 研究对象在从领袖人物转向普通人物的同时，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也开始受到非洲中心论或非亚中心论(Afroasiaticism)的挑战。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国家纷纷独立，第三世界迅速崛起，成为国际格局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在这些殖民地国家保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带有极强的殖民主义色彩和种族偏见，唯独只有通过采访当地居民才能纠正文字史料中的偏见。目前，在美国的一些非裔美国历史学家和非洲学者正积极地从事非洲口述历史的研究，并且取得相当大的成就。而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热门”学科正在悄然兴起。
        第二，口述史学为历史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口述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对传统史学提出严峻的挑战。传统史学只囿于史料的考证和“据实而记”的方法，从来没有将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纳入历史学研究。而口述史学广泛地采用了其它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口述史学的重要一环采访就大量地利用了社会学的方法，作为口述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既是研究者，又是参与者，他们必须尽可能地去经历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同研究对象进行直接“对话”。除此之外，口述史学研究过程中大量采用的现代音像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也给传统史学增添了活力。
        第三，口述史学不仅推动历史学本身的发展,而且引起其它学科的广泛兴趣，并试图借助这一方法来加强本学科的研究工作。在美国，政府机构和各种行业团体将口述史学应用到民用建筑、心理学、量子物理学、植物学、园艺学、生态学、社会关系、艺术体育、民族学、航空、林业等各个领域。例如美国海军研究所曾计划一系列的口述史学项目，它们收集了关于海军妇女组织的口述史料。美国空军在华盛顿有自己的口述史料中心，那里的资料涉及到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军官，其中包括艾森豪威尔将军、马歇尔将军、布莱德莱将军和尼米兹海军上将.少数民族的研究也采用了口述史学的方法。田纳西州菲斯克大学图书馆开设了美国黑人口述史学（American Black Americans Oral History）项目，并且得到了全国人文科学基金会的财政资助。该项目的目的是“借助录制各居民阶层代表人士的谈话记录，他们能够提供生动的各种各样美国黑人的生活的情报，以补充美国黑人的历史和文化的空白”。(15)口述史学在我国的民族研究中也将会有很大的前途。我国有56个民族，有很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因而未留下什么书面材料。对于这些民族来说，他们本民族文化的精髓都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保留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之中。为丰富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也为各民族找到自己的归宿，那么口述史学将是还原历史的最好的方法。
 同样，口述史学方法的运用在其它国家和地区也有很大的突破。在日本，口述史学方法广泛地应用于民俗学、社会学、生活史、女性史、技艺史等方面。新加坡在政府的支持下也开设了口述历史馆，进行人物和家族的研究。在台湾口述史学普遍地应用于学校发展史的研究。这些方面，将在下面作出进一步的介绍。
 第四，口述史学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或至少弥补其不足。历史上有很多事件，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无法留下文字记录，但事后人们又必须了解它的历史真相，补救的办法只好对当事人和知情人进行口述调查，收集口述史料。口述历史正好“提供了进入这些领域的机会，包括没有写自传的重要领导人的生活和受压迫、处于边缘人们的隐藏的历史。”（16）例如中国共产党初期的许多重要会议、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红军长征以及党在白区的活动等，由于当时的斗争环境非常严酷，或出于安全的考虑，没有留下文字资料。时至今日，那段历史对于我们的研究非常重要。因此，事后当事人和知情人的口述回忆就十分重要了。
         第五，口述史学不仅是收集史料、研究历史的方法，它还是一种新的历史教育手段。（17）历史学要走向大众化，它只能通过历史教育达到这一目的。但是，近几年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以研究过去来为现实服务的历史学面临命运的选择。一方面社会对历史学的重视不够，以致史学家缺乏从事史学研究的热情；另一方面历史学作为一种普及教育，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减弱，在西方国家中，历史系学生注册人数减少。在这种严峻的形式下，历史学究竟何去何从？美国莱辛·加普-----纳科契农业学校的社会研究教师埃利奥特·威金顿回答了这一问题。他为了提高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便派学生们到周围的村庄，向老前辈采访过去的历史，最后编成《狐火》一书。他发现用这个方法来提高中学生对学习历史的兴趣非常有效。《狐火》技术很快风行全美，各地中学竞相仿效威金顿的做法，不久又发展到各地的学院和大学。他还把口述史学作为中等学校的正式历史课程。威金顿的做法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口述历史教学一方面改变了以往的静态历史教学面貌，而成为充满活力的，内容丰富的动态活动。另一方面它“打破了课堂与社会的界限，促使教师与学生成为工作伙伴，有助于代际间的接触。”(18)目前，在美国大部分学校都开设了口述史学课程。伯洛伊特学校设置口述史学的学士学位，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为攻读硕士学位提供正规指导。而且这些学校同时设立口述史学项目和研究机构，比如南金斯顿中学(South Kingstown High School和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联合主办的口述历史项目------“整个世界在注视：1968年的口述历史”（The Whole World  Was Watching: An Oral History of 1968）便是一例。(19)可见，在美国，口述历史已经与课堂教育紧密联系起来。
 口述史学课堂教育在其它国家和地区也非常盛行，受到学生的欢迎。在我国，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杨立文和刘一皋教授也开设了口述史学课程，不仅改变了以往枯燥的历史课堂教学模式，而且他们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实践。这次，笔者在北京采访的他们的时候，刘教授正从外地考察回来，而杨教授获得福特基金的资助，正从事“留美人士访谈”的口述历史项目。
        综上所述，口述史学使得历史学家和历史学爱好者从故纸堆中解放出来，深入到现实生活之中，直接倾听来自人们的心声。保罗·汤普逊在《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Voices of the Past：Oral History）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足以说明口述史学的功用和价值：“口述历史围绕人民所建构的历史。它给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拓宽了其范围。它不仅允许英雄来自领袖，而且还允许英雄来自不被人知晓的多数平民。它促使教师与学生成为工作伙伴。它把历史引入共同体，又从中引出历史。它帮助较少有特权者，尤其是老人渐渐获得尊严和自信。它有助于社会阶级之间、代际间的接触及由此而来的理解。对于单个的历史学家来说，由于口述史的共享意义，它能够给予一种地点或时间的归属感。”(20)

四． 存在的问题：
        当代口述史学在短短的五十年内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可谓是一场口述史学运动(Oral History Movement）。但整个口述史学界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口述史学发展的最大问题在于：“记忆如何运作，记忆是否可靠，被采访人是否反映大多数群众的心声。”(21)确实，口述史学由于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之上，而回忆是难以确保准确的，既包含着事实。也包含着想象。记忆的缺陷成为部分史学家反对口述史学的根据，他们认为，提供口述史料的人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无论他的记忆如何鲜明和生动，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后来经历的影响。比如口述者与采访者的个人偏见，怀旧的情绪，童年的不幸遭遇，对亲人的感情，健康的妨碍都使回忆被不同程度地扭曲。澳大利亚历史学家Patrick O’Farrell  对口述史学有一段讽刺性的叙述：“口述历史正在步入想象、个人记忆和完全主观的世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22）美国历史学家B·塔奇曼（B·Tuchman）对口述史学的批评更为尖锐。她认为：“虽然口述历史或许会向学者们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但是总的来说都是保存了‘一大堆废物’。”(23)当然，对于这些历史学家的挑战，口述历史学家予以顽强的反驳，他们认为：“不可靠的回忆作为口述历史的来源，那不是一个问题。”(24)因为从社会学家那里采用了抽样调查的方法，而且对口述材料的可靠性和内在一致性都有严格的检查规则。美国口述历史学家Michael Frisch断言：“如果回忆被作为历史分析的目标来看待，口述史学将是发掘、探索和评价历史回忆过程性质的强有力工具。”(25)
        简单地说，其实这就是一个客观性问题，也就是被采访人是否真实地反映了过去的历史。尽管，笔者非常相信口述历史的可靠性，但是，不管怎么说，过去的历史是无法还原的。很多文献历史学家认为文字史料是最可靠的，但是请问：“这些文字史料是谁写的？”如果是人写的，那其中肯定渗透着作者的个人感情，也是无法达到绝对客观的。就拿作为口述资料的回忆来说，它是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的。因为被调查的当事人或知情人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其叙述的历史事件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而且，口述历史学家在访谈和取证时是以访谈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任意地提出新的凭证，因为口述史学家在整理采访资料后还得经过被调查人的同意才能予以保留和发表。更何况，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自己过去的经历告诉自己的后代。比如经历过大灾难的人，起初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感受告诉别人，甚至自己的孩子。因为当他们回首这段往事，留给他们的只是痛苦和悲哀。可是当他们逐渐变老的时候，他们希望有人能够共享他们的经历：“我沉默的太久了，但我即将离去，因而现在我必须告诉我的孩子们。”（26）所以这些因素的出现将大大有利于口述史学的发展，也使得口述史学有着坚强的群众基础。
        资金不足是口述史学发展的一个现实难题，因为口述史学是一种代价高昂的研究方法。出去采访要花钱，购买录音工具要花钱，译解磁带录音要花钱，出版资料也要花钱。虽然口述史学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受到政府和其它社会团体的资助，但毕竟口述史学不能直接创造财富，其投入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产出过程。所以获得资助仅是个别大的研究项目和研究机构，而绝大多数在财政上是非常紧缩的。不过，作好一个口述历史项目最重要的并非是资金问题，笔者认为，资金少，那我们就按资金少来设计这个项目，这完全是可能的。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钟少华先生，在从事“留日人士访谈”口述历史项目的时候，他共总才有2000元人民币，而且是朋友资助的。但是他计划的非常好，该节俭的就节俭，最后他的这个项目还是成功了，而且将口述资料整理出版。当然，作为口述史学工作者，必须主动地跟政府和社会企事业团体寻求合作，以获得资助。
        保密问题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知道新闻记者采访的录音一般都没有保存和发给被采访人一份使用授权书，因为新闻记者只是做一些简单和快捷的报道。而口述史学工作者则不一样，如果研究者没有获得被采访人的同意和授权，直接将采访记录公开，那么被采访人有权起诉侵权者。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保密问题，如果获得的情报资料，牵涉到采访对象对他所了解的官方人士的私人坦率的看法，或者他对政府所持的否定观点，这样就必须考虑谈话者的安全。因此，作为口述历史学家必须有严谨的治学态度。
 当然，口述史学的发展还有采访技术，口述资料的保存，口述资料的专利权等诸多问题。这些不仅仅是问题，更是对口述史学工作者的考验。正如前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主席威廉·W·莫斯（William W·Moss）所说的：“口述史学要对历史学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就必须使自己彻底地被人们所了解，并接受严峻的考验。”(27)问题虽然存在，但口述史学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将是历史学领域中最有前途的分支学科之一。

五． 国际口述史学的现状：
         当代国际口述史学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从美国向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再向亚洲辐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毫无疑问，美国口述史学起到了到头的作用，而且这一时期的发展逐步走向国际联合的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整个运输、通讯系统和情报技术的发展，口述史学在美国应运而生。而真正标志着美国口述史学进入全新阶段的是阿兰·内文斯教授在1948年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成立初期，由于各方面条件，特别是资金的不足，因而工作进展速度非常缓慢。当时口述历史的研究对象还主要集中在著名人士的访谈。阿兰·内文斯教授开头就是带着自己的秘书用速记的方式对纽约的知识界名流做生平事迹的采访。继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之后，1957年加利福尼亚的班克罗夫特图书馆建立了口述史学部，以便收集有关加利福尼亚的历史和对现实生活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口述资料。初期的发展也逐步走向正规化，1966年9月，在加利福尼亚的阿罗黑德湖举行了美国口述史学第一次大会。1967年，在纽约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上，正式成立了美国口述历史协会（America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除此之外，最初成立的机构还有新英格兰口述历史协会(New England Association for Oral History)、贝勒大学口述历史所(Baylor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Oral History)、德克萨斯口述历史协会(Texa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等。至1967年，全美相继建立了100多个研究口述史学的专门机构。而这一时期的口述史学专著也开始问世，比较著名的有哈里·威廉斯的《休伊·朗》、威拉·鲍姆的《地方史团体的口述历史》、《口述历史的抄录和编写》、格罗姆·戴维斯的《口述历史：从磁带到打字机》和R·柯蒂斯的《口述史学计划指南》等等。进入70年代，美国口述史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71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拥有专业会员1500多名，这些会员来自社会的各个行业，有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公民权利团体、医疗团体和宗教团体等。从1973年开始，作为其官方刊物的《口述历史评论》(Oral History Review)和《口述史书目》(Bibliography on Oral History)也相继出版。这些刊物的问世，有利于整个口述史学界就共同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这时期的研究机构也从60年代的100多个迅速增加到1975 年的360 多个，比如口述历史中心(The Center of Oral History)、爱达荷口述历史学会(Idaho Oral History Society)、蒙大拿口述历史学会（Montana Oral History Society）与宾夕法尼亚历史和博物馆委员会(Pennsylvania History and Museum Committee)等等。发表的文章也逐年上升，1971年一年的数量就相当于整个50 年代的2 倍。这些文章把口述史学研究的范围集中于经济史、劳工史、社会史等领域，当然也涉及到口述史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设。代表作品有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的《艰难时代：大危机口述历史》和《艰难时代：1970年经济衰退口述历史》、查理 T ·莫利斯(Charles T·Morrissey)的《关于口述史学采访》、A·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的《什么使得口述史学与众不同》等等。 80年代以来，美国口述史学研究的范围更为普及，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史、政治史、企业史、部落史、文化史、科学史、体育史、艺术史、儿童生活史。它突破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从而给历史学本身带来了活力，拓宽了其范围。这时期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受到历史学界的更加重视，在1994年的夏天，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召开口述史学国际大会，吸引了来自49多个国家的400多名学者。这个研究室每年都有2500多名学者从事口述历史收集的采访，他们采访的对象集中于美国政治、文化、大众艺术、社会活动、社会福利和商业的历史。到目前为此，收藏了7000多份磁带传记（taped memories）和700，000多页抄本(transcripts)。自从研究室成立以来的三位主任都曾经是美国历史学家协会(The American Historian Association) 的主席，可见口述史学在美国的发展，已赢得大部分历史学家的认同。而且，《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开辟专栏，从1987年开始对口述史学的发展作系统的介绍，推动了口述史学的研究和普及。1997年，美国历史学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历史杂志》(Magazine of History)在春季版上对口述史学作了整刊介绍。这时期的口述史学著作是最丰富的，它们涉及到口述史学研究的全部范围和口述史学理论方面的问题。主要代表作品有：Gluck Sherna Berger的《妇女的心声：口述历史的女权主义者实践》、Ronald J.Grele 的《口述历史的艺术》、 Donald A.Ritchie的《从事口述历史》和Green Howard 的《家庭和社区生活》等等。
        综观美国口述史学五十年的发展，可以看到美国口述史学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获得政府和非官方团体的大力支持。由联邦政府倡办的口述历史计划都先后对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布什内阁的成员进行专访，使得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在个总统图书馆都可以找到。1983年，在全国人文科学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召开了“关于口述史学与妇女历史的国际大会”，与会者就口述史学与妇女历史的有关问题相互探讨和争论，促进了口述史学的国际交流。当然，其它的口述史学研究机构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资助。另一个更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口述史学步入了学校的殿堂，学者们可根据自己的研究项目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轻而易举地查到有关的口述史料。诸如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长滨分校、杜克大学、路易斯安那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康涅狄克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和新墨西哥大学等都设有口述史学研究项目和研究中心，它们保存和收集了大量的口述历史资料。威斯康星大学Michael Gordon教授针对此曾说：“人们用口述历史研究，在大学课堂，在中小学学校，在博物馆和地方历史团体都有人从事口述历史。那是非常流行的。”(28)
 西方国家除美国外，英国口述史学的发展也比较具有代表性，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英国，口述史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经济史、劳工史、妇女史学、和社会史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社会学研究领域被普遍采用。国际口述史学权威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家保罗·汤普逊教授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代表作《爱德华时代的人》一书，就是全部采用口述资料编写而成的。在口述史学理论方面保罗·汤普逊教授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的著作《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Voices of Past：Oral History）多次出版，在整个口述史学界影响都非常大。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本书是进入口述史学的“金钥匙“。英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有很深的群众基础，七十年代，伦敦东区的下层民众发起了一个哈尼克人民自传组织(The People’s Autobiography of Hackney)。他们相互记载自己的生活经历，把口述资料整理出版。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编撰口述历史，让当地的民众去发掘自己的历史。正如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所说：“从工人阶级的口头回忆中产生可以共享和共有的历史，这是与新型社区政治的其它各种形式发生联系的一项积极而重要的活动。”(29)
       在英国，最有名的口述历史研究机构是口述历史社会（Oral History Society）.它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儿童妇女史、医疗保险史、战争史、政治史、少数民族史和家族史等。这个机构的宗旨是：“口述历史记录各种各样人们的活生生的回忆和感受，否则很多历史将会被隐藏。从而为过去创造一个更为鲜明的图画。”《口述历史杂志》(Oral History Journal)是它的官方出版刊物，一年出版两期。在英国口述史学上最大的口述历史项目——“世纪之谈话：BBC千年口述历史项目”（The Century Speaks: BBC Millennium Oral History Project）已经完成。这个项目是由英国著名的BBC电台主办的，它利用全国BBC地方电台，在全国范围内，通过采访记录各行各业的人民在20世纪的所见、所闻、所想。
        口述史学在60年代开始逐步传入亚洲，不过在今天仍然是一门新的学科。口述史学在亚洲比较发达的有中国、日本、土耳其和新加坡。关于中国口述史学的具体情况在下面做进一步的介绍。在日本，口述史学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出版了大量的口述历史著作，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的《原野物语》、柴田道子的《被差别部落的传承和生活----信州的部落.古老闻书》、北日本新闻社编的《证言米骚动》、野添宪治的《花岗事件的人们---中国人被强制的记录》和大山真人的《我是盲女》等。另外在1993年9月3日的日本《每日新闻》报纸上，介绍国会图书馆公开解密的十个人的录音带，其中有町野武马大佐在1961年口述的“张作霖爆炸事件”，牟田口廉也中将在1963年口述的“卢沟桥事件“，藤山爱一郎在1981年讲的”日中关系“等。新加坡从事口述史学研究也有几十年了，由新加坡政府主管的新加坡口述历史馆，其中有工作人员30 多人，访问了1000多人，收藏有录音带1万多盒。目前，整理出版的有《新加坡先驱人物口述历史访谈目录》、《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和《 口述历史手册》。1996年，新加坡政府又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当然，很明显由于亚洲地区口述史学的起步较晚，在理论和方法建设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除此之外，口述史学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俄罗斯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只限于文章的篇幅，这里不再做具体的说明。

         随着口述史学在欧美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各国的口述史学界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国际统一组织，相互交流情况，共同探讨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在保罗·汤普逊等人的发起下，1976年12月，在意大利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口述历史会议，并于1979年在英国成立了国际口述历史协会（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协会的官方出版刊物是《国际口述历史年鉴》(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Yearbook)。第11届国际口述历史会议（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Conference）将于2000年6月15-19日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召开，本届会议的主题是：“历史的十字路口：经验、回忆和口述”（Crossroads of History: Experience, Memory，Orality）。
六．中国口述史学现状：
        很多外国人想了解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情况，可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却遇到了困难。美国著名的口述历史学家、城市史专家康涅狄克大学教授布鲁斯·M·斯蒂文（Bruce M. Stave）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国口述史学的调查》一文中说道：
“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口述史学的状况不是件容易的事。好象北京城的建筑一样，一切似乎都藏在城墙后面。如果有人试图寻找口述史学活动或者口述史学协会，他一定会碰到漠然的注视或者嘲笑的一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不象西方国家，中国似乎没有一个组织的口述史学协会。”(30)一位加拿大的历史学教授Luke S. K. Kwong 同样在这个问题上犯难了。他说：“在中国有口述历史吗？这个问题很少被问到，也很少人回答。”事实上，口述史学在中国是存在的，只不过没有按照国际正规的方法（台湾一开始就采用美国式的做法）从事口述历史活动。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口述史学在中国还是取得一定成绩的，特别是在近20年。
         现代最早从事中国口述史学的是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这一点可以从他所说的话中得到印证：“------所以那时（指50、60年代）我所做的中国口述历史就成了世界最早的中国口述历史。后来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也有口述历史，那时当年在美国向胡适先生建议的。”唐德刚教授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在校留任。因为，哥伦比亚大学设有口述历史研究室，借此机会，他从1957年开始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工作，他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和《黄郛夫人回忆录》等书，在全世界发行百万册以上。对于口述史学，唐教授也有自己的见解，譬如他说：“所谓的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32）以《李宗仁回忆录》为例，李氏口述占百分之十五，唐氏补充考证而成的占百分之八十五。1958年，胡适回到台北，后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次年在他和郭廷以教授的主持下，拟订了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计划，“其目的在广泛收集当代人物的有关史料，为国民史留一忠实而深入的记录，以备将来之研究。”（33）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所的口述历史计划确实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至1994年已整理出版了二十余种口述自传丛书，其中第4种是《小诸葛：白崇禧上将访问纪录》，第15种是《近代史的开拓者：郭廷以院士访问纪录》，第23种是《学术、外交与人权：杭立武先生访问纪录》。该所从1984年1月26日，又成立口述历史小组，继续新的访问工作。1989年12月27日，值该计划实行三十年之际，又创办不定期刊物《口述历史》，据“发刊词”所称，三十年间接受该所访录的人已超过一百六十位。创刊号的首篇是《我的科学心路历程：吴大猷先生访问纪录》，第4期第5期分别是“二二八专号”和“日据时期台湾人赴大陆经验”。最近几年，台湾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逐渐转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社区史、学校发展史和儿童妇女史等方面。台湾的口述史学在理论方面也是相当薄弱的，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的王芝芝教授翻译了一本口述史学专著《从事口述历史》（Doing Oral History），这本书对口述史学的发生、发展、自身方法和理论建设都提出了非常好的观点和建议，尤其对于从事口述史学实践的工作者来说，其用处是非常大的。（笔者跟这本书的作者有联系，使得我有机会看原版，在此故做一评论）
        在大陆，建国以后由于领导的号召，老干部写回忆录一时成风。据粗略统计，自1949年至1964年已出版的革命回忆录专书约500余种，单篇文章约2000种左右。其中多数是由老干部、老红军口述，由别人笔记或录音，然后整理成文字资料出版。其中比较大型的专辑如《星火燎原》、《红旗飘飘》和《党史资料》等书。（34）1959年，在全国政协周恩来主席的倡导下，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及其下属地方各级机构出面，开始征集和出版《文史资料选辑》。它收集和保存了大量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资料，尤其能使我们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从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两方面得到印证和解释。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口述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首先，在中国历史学界受到部分历史学家的重视，像杨立文、钟少华、杨雁斌、彭卫、孟庆顺、沈固朝等先生都发表过言论，关心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还提出了不少方案。特别一提的是杨雁斌先生对中国口述史学的国际化和正规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从80年代开始就介绍国外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在短短的10几年内，专门就口述史学就发表了很多文章。其次，科技手段的发展诸如录音机、摄影机、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为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条件。这时期的许多口述史学工作者，也开始从事国际正规的口述历史实践。80年代钟少华先生开始走上口述史学的道路，他当时选定已经年近古稀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他认为，他们所经历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治学经验和独特见解，并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完整地保留下来。正是抱着抢救活史料的强烈责任感，他不辞辛苦地采访了100多位科技老人。1996年，他对其中的部分材料进行整理，出版了口述历史著作《早年留日者谈日本》（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版）。
        尽管如此，中国口述史学的道路还很难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很多历史工作者不了解口述史学是什么东西，即使知道，也总是持怀疑态度（传统史观的影响）。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学术界坐而论道的人太多了，他们不愿意从故纸堆中解放出来。学术界的这种情况，已经深深地感染了学生的治学态度，很多学生对历史的理解，总是喜欢评头论足，而忽视了其史学功底的培养。笔者，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作为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主力军，我们现在要做些什么？当然解析历史很重要，可是我们对历史本身的挖掘是否应该更加重视呢？口述史学便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使我们将田野作业和书斋作业结合起来，我想那样的历史才是更真的历史。
        当然，还面临着其它许多困难，例如，我们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口述史学研究的指导，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这一领域等等。更棘手的是，国内很多从事口述历史的工作者，缺乏正规的专业训练和技术指导。因为口述史学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学科，如果这些现实性的问题不能解决，那说发展便是无稽之谈。问题丛丛，这一切都不要紧，因为任何新的东西被接纳，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关键是我们自己得作出成绩。杨立文先生在政协文史干部培训班上有一段激励人心的话：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向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创造极其辉煌、伟大的历史。作为这一历史客观反射的中国口述史学，其蕴藏也是无限丰富、无比伟大的。我们应该努力创造条件，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加强指导，以期作出更大成绩。我相信：口述史学一定能在中国史坛更加繁荣兴旺，结出累累硕果！”
我想，这不仅是杨先生一个人的愿望，这也表达出整个中国口述史学界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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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口述史学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从历史学家的象牙塔步入学校的殿堂，进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这一点来说，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口述史学要真正地对史学有所贡献，真正地独树一帜，就必须使自己彻底被人民所了解，并接受严峻的考验。口述史学能否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冲破一切艰难险阻，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高潮，那只能由历史来告诉我们。

注释：
(1) Louis Starr：“Oral History”, David K.Dunaway and Willa K.Baum edit,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U.S.A,1984,p.8.
(2) Donald A.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Twayne , U.S.A ,1995,p.1.
(3) Stephen Thompson, Paul Thompson and Yang Liwen ,“Oral History in China”,《Oral History Journal》,( England ),Vol.15,No.1,Spring,1987,p.22.
(4) 钟少华：《进取集---钟少华文存》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6月版，p.414.
(5) 杨立文：《论口述史学在历史学中的功用和地位》，《北大史学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p.120.
(6) The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Capturing the Historical Moment: From Talk To Type”.
(7) 杨雁斌：《浅论口述史学的发展与特点》，《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7期。
(8) 詹姆斯·鲁滨逊：《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p.48.
(9) Alistair Thomson:《Fifty Years 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Oral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Sep.1998,p.592.
(10)  赫伯特T·胡佛：《美国的口述史学》，见迈克尔 卡门主编《往事历历在目：美国当代的历史编撰》，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0年1版，p.392-393.
(11) Ronald J.Grele: “Directions for Or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ed.David K.Dunaway and Willa K.Baum,p.63.
(12) 乔治·G·伊格尔斯：《国际历史研究手册：当代历史的研究与理论》，格林伍德出版社，1980年，《导言：从历史角度看历史研究的变化》，p.4.
(13) 汤普森文章，转引自沈固朝文：“与人民共写历史----西方口述史的发展及对我们的启发”。载《史学理论》1995年2期，p.103.
(14) Alistair Thomson:《Fifty Years 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Oral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Sep.1998,p.584.
(15) 转引自侯成德《美国口碑史料学三十年》，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9期，p.4.
(16) Alistair Thomson:《Fifty Years 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Oral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Sep.1998,p.584.
(17) 有关口述史学课堂，请参看Cliff Kuhn, Rich Nixon: 《Voices of Experiment: Oral History in Classroom》，OHA “Magazine of History”,Spring,1997,p.23.
(18) Cliff Kuhn: 《Oral History》， OHA “Magazine of History”,Spring,1997,p.5.
(19) 具体信息查看：http://www.stg.brown.edu/projects/1968/.
(20) 保罗·汤普逊:《Voices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伦敦，1978年，p.23.
(21) 2001年5月27日Michael Gordon 教授给笔者的E-mail回信.
(22) Patrick O’Farrell,“Oral History: Facts and Fictio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Journal(No.5.1982-1983),p.3-9.
(23) J·福克斯：《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转自《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p.41.
(24) Alistair Thomson:《Fifty Years 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Oral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Sep.1998,p.584.
(25) Michael Frisch: 《A Shared Authority: 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 Oral History and Public History》,Albany,p.188.
(26) Rhoda G.Lewin, ed.,《 Witness to the Holocaust: An Oral History》，Twayne, 1990.
(27) J·福克斯：《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转自《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p.41.
(28) 2001年5月27日Michael Gordon 教授给笔者的E-mail回信.
(29) 沃波尔：《幽灵的道路》，载于塞缪尔主编：《人民史与社会主义理论》，伦敦1981年，p.28.
(30) 布鲁斯·M·斯蒂文（Bruce M. Stave）:《中国口述史学的调查》,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1期,p.83.
(31) Luke S.K.Kwong: 《OralHistory in China: A Preliminary Review》,Oral History Review, Spring-Fall,p.23-50.
(32) 唐德刚文，载台湾《传记文学》45卷4期。1984年，p.12.
(33) 见台湾《口述历史丛书》第一部上之“牟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82年。
(34) 转引杨立文：《口述史学的现状》，政协文史干部培训班讲课提纲，p.11.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历史系97级基地班，1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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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November,1,2001